大蕭條 – 三十年代的美國

羅伯特 . 戈德斯頓著      宋  蓮初譯       腳癢 精譯後重新騰抄

第一章 –  破產

一九二年年九月二日，汽車加油站從來沒有停過這麼多的汽車。這一天，紐約証卷交易所的股票價格達到一個空前的新高峯，交易所里開列出來的股票價格用點數表示出來，達到使人暈頭目眩的投機性價格的頂峯。因此，美國電話每股值三零四點（美元）；通用電氣為三九六；紐約中央報價二五六；美國鋼鐵為二六一；無綫電公司為五零五，其他的股票（無論是列入交易所的或未列入的）也達到了同樣的高峯。並不僅僅是經紀人或金融家關心這些股票報價；一九二九年，有一百五十萬以上的美國人，己經把他們的部分或全部儲蓄投資於股票。在此以前幾年，「玩市場（做投機買賣）」已經成了一種全國性運動，其流行程度足以同棒球並駕抗衡。汽車司機與窗戶清潔工人、主婦與摔角運動員、農民、外交官、公司職員與擦鞋匠 — 各色各樣的美國人，似乎全都被瘋迷於投機股票市場遊戲所感染。

關於股票市場的正統派理論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一位企業家或一間公司需要款項來建立工廠、擴充現有設備或更新機床，公司可以不試著向銀行借大筆款項而向有購買能力的個體出售股票 — 那是一種體面的借據形式。一如向銀行借款一樣，公司向購買股票的個體支付借款利息，一季或半年支付一次的利息，通稱為紅利。但是，但與銀行向存款人付息不同，紅利的估算是根據有關企業的成功（或不夠成功）而上升或下降，因此，有餘錢的個人有機會使那些餘錢掙得的利息率，比從銀行或証券那裏所得到的利息率為大（這是一般情況）。公司取得用於擴充的欵項，人人都快樂 — 自然，有些人是例外，這些人投資於其業務衰落因而無法支付紅利的公司。

但是，股票的持有當然有著另一方面的情況。隨著共同業務的擴大或衰落，提到證券交易所來出賣的股票的價質，也隨之上升或下降，這不過是人們購買和售出股票的一個方便之所。因此例如說，如果通用電氣宣佈上一年的生意比前一年好得多（因之以紅利形式所分配的利潤會更高），它的股票價值就會上升。有的人購買股票，與其說是為了可能支付的紅利，不如說是為了這樣的事實，即股票的價值會上升，因以可以出賣獲利。這就是大家知道的投機而不是投資了。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投機熱似乎支配著這個國家。

一九二九年，股票市場的遊戲規則被美妙地設計出來鼓勵投資。如果你要快速致富，不用勞作，只消同紐約許多經紀行（經紀人是在交易所代表投資者或投機者買賣股票的人）當中的一家接觸就行了，這些經紀行在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大多數城鎭中都有辦事處，你可以請它們購進股票，你可以不必支付股票的全部價值，你可以「凭保証金」來購買它們。這意味著你只要付出（在一九二九年）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股票票面價格就行了，經紀人會賒帳供給其餘部分，例如，你要購買一股價值一百美元的股票，你付給經紀人四十美元。這樣你就可以坐待股票價格上升了，如果每股上升至比方說二百美元，那末你就可以把它賣掉，付還經紀人所出的六十美元，收回你原先投入的四十美元，之後就獲利一百美元了。自然，如果你那一股一百美元的股票價值下降（比如說下降至五十美元），那末經紀人就可能給你寄發「保証金催付信」。這意味著如果你要繼續保有該一股票，就得給經紀人送出更多的現款。因為你的股票這時只值五十美元，而經紀人企圖取回所墊的六十美元，他將受到十美元的損失，因之，他要你多出十美元現款，以保持你的投機性投資。如果你拿不出現款來，經紀人就會賣出你的股票，自己承受十美元的損失，而你則受到四十美元的損失。

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這靠的多是信心。你必須對股票價值事實上會上升報有信心，你的經紀人也要有信心。因此，銀行家、金融家、股票交易所人員和其他金錢魔術師關於股票市場健康狀態的陳述，是非常需要的。當諸如理查德·惠特尼、查爾斯·米切爾或約翰·D·洛克菲勒宣稱商業前景光明時，股票價值就上升了。當評論家時不常宣告商業前景差勁或咕噥說股票價格膨脹時，他們就不僅被痛罵為儍瓜而被斥責為繁榮的敵人，因為諸如此類的評語只能在市場上動搖公眾的信心，並導致股票價值的低落。

然而，二十年代後期股票市場突然興隆的實質，是投機性的。股票價格並不反映實際的價值，它們並不反映一家公司的工廠的眞正價質，或它的產品的價質，或者甚至並不反映這家公司所支付的股份紅利的大小，它們反倒是反映了投機者對第二天股票的可能的需求的預感和猜測。一個人擁有通用電氣的一股股票，那是因為他深信，另一個人很快就會給他支付更多的錢把它買去，其它的人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把它買去。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股票價格除了偶然的「搖擺」以外，它們的價格在投機性的購買中是令人眼花瞭亂地盤旋上升的。人人都確信發財致富。

事實上，不致富被看作是頑固或糊塗的一個象徵。一位有身份的財政家、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丁·拉斯科布，在他為「婦女家庭雜誌」寫的一篇文章中說，一名工人每月節省十五元，把它投資於堅實的公共股票，並且把他所獲紅利再投資於同類股票，這樣一來，經過二十年時間，就會擁有價值八萬美元資財。拉斯科布先生文章的標題是：「人人都應致富!」

但儘管一九二九年做投機買賣的美國人有一百五十萬，大部分股票和實際上全部優先股，却為富人或為了持有股票而開辦的公司所擁有。人們在市場上似乎能如此快速地賺獲來得容易的錢，以致許多公司不把它們得自股票的錢用於工廠擴張或更新或興辦其它事業，而是拿這些錢再投資其他股票。因為公司的創辦純粹是為著持有別的公司的股票，所以有限公司的結構就變得非常錯綜複雜了。事實上，在更後的年月裡，芝加哥大金融奇才（並且正如結果弄清楚的，他是盜賊）塞繆爾·英薩爾承認，他自己的公司是如此廣泛而複雜，甚至他也不了解自己的組織。

在二十年代後期，做投機買賣的新方法也想出來了，就是設立「投資托拉斯」。這些公司會替你投資，它們的職員推想是股票市場老手，能夠不落空地預告股票價格的起落，此外，它們掌握了股票價值的「秘密消息」，因此，它們能用你的錢賺獲比你能夠賺的更多的錢。顯而易見，投資托拉斯是要給職員支付報酬的，因此無論如何，它們的顧客一起始就損失了一部分金錢，最後使一切事情複雜化的是投資托拉斯陸續在市場上出售它自己的股票。而且，在一九二九年，股票出售基本上是不受管制的。紐約証券交易所是一個私營機構，關於它的人員的誠實性，是自行管轄的，但自行管轄的結果變成不可靠。股票是通過廣告說明書推銷的，而說明書往往謊話連篇，它可以把一家金礦公司形容得天花亂墜，其後則發現它連一個鶴嘴鋤或鏟子也無。但這並不碍事 — 信心正是適合需要的東西。信心產生於想像中繁榮十年的圈也圈不住的樂觀，產生於易上當的貪婪之心，這種貪婪已經成了美國生活的主要目的了。

仍存在著一些控制辦法。其中主要的是聯邦儲備系統的貼現率，它可以由聯邦儲備局所任命的政府成員加以提高或降低。這並不是一個不好了解的複雜程序。全國的銀行都給經紀人貸款，這樣它們（銀行）就可以把購買的百分之六十的股票價值收藏起來做為保証金。銀行貸出的這些錢利率很高（一九二九年時為百分之十二）。但是為了取得借款，銀行往往依賴聯邦儲備系統銀行，後者在政府的管理下經營。如果聯邦儲備銀行提高它們貸款給私營銀行的利率，那末，這些私營銀行就得提高它們向經紀人放款的利率。如果利率低，借款銀行就便宜而容易地把錢弄到手，而如果利率高，許多經紀人就會借不起錢，這樣他們的股票購入就會減少。如果聯邦儲備銀行提高利率，那末，地方銀行既要提高貸款給經紀人的利率，又要提高貸款給農民、房東和富人的利率，這樣一來，商業活動大概會萎縮，而聯邦儲備局一心要避免的不景氣，就可能開始了。

而且聯邦儲備局提高利率的任何宣佈，都表示它認為湧進股票市場的錢太多了，股票價值膨脹了，這轉過來可能引起信心的瓦解，人們可能抛售他們手中的股票。這樣一來，整個複雜而且東倒西歪的結構就可能動搖。

在一九二九年，政府稅收並不是一種控制辦法。當時所得稅極低（並且在富人方面，逃稅非常容易）；沒有公司逾限利得稅這回事，只有象徵性的遺產稅。因此，政府無法通過提高稅收來轉移投機性金錢的流通（如果政府課徵新稅，保守的最高法院會宣佈為違憲）。而且，共和黨政府的稅收政策，基本上由柯立芝屬下，也是胡佛屬下的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指揮。梅隆曾在銀行業中發了大財，他說過：「政府只是一種商業，因之可以且應該依照商業的原則來管理。」他首先聲明關心的事情是使預算平衡。但顯而易見，他有著更加關心的事情 — 為富人和他自己減少所得稅。在一九二九年，年賺百萬美元者，須繳付近三十萬美元的稅。梅隆表示，這樣的稅率是沒收性的，於是在控制財政部的多年之中，他不斷削減高等階層的稅款。此外，梅隆制定了政策，通過法律上的各種漏洞，隱蔽地把稅款付還個人和公司。在柯立芝當政時期，他經由這種辦法付還款不少於三十五億美元。後來弄清楚，無數的錢付還給梅隆先生自己擁有的公司。不消說，安德魯·梅隆也進行股票市場的投機，而且是重重地進行投機，他宣稱「徵稅減少鼓舞了貿易和商業」 — 他本來要補充說，徵稅減少使有更多的錢注入股票市場中。

一方面，銀行家忙於以百分之十二的利息將現款注進經紀行，另一方面，他們也通過購買外國政府的債券把錢輸送給外國政府。這種情況也反映出政府的政策，共和黨人總是贊成高稅率的，自一八七零年以來，共和黨就是代表工業利益的政黨了。當美國正在發展它的工業時，對輸入美國的外國產品實施高關稅，以保護初期階段的工業，使之不受大規模外國競爭的侵犯，看來是重要和必然之事。言使得外國產品價格較高，因而對買主產生較低吸引力。另一方面，民主黨人則常常主張低關稅率，他們代表要購買製成品的農場主的利益。伍德羅·威爾遜曾經提出一項低關稅率的新理由 : 到了一九零零年，美國在工業上已經有了巨大的發展，問題不再是保護美國的工業，而是去尋找外國輸入市場，但是，如果外國沒有美元在手，那是無法購買美國貨品的。威爾遜認為，外國累積美元的唯一辦法，是在美國出售它們自己的產品。因此對外貿易成了一條雙向管道，國內的高關稅率，意味著國外的高關稅率，而美國的輸出會受到傷害。但是，威爾遜忽視了一項外國政府能夠取得美元來購買美國貨品的可行辨法，即使它們無法在美國出售它們的產品。這個辨就是經由美國銀行家借出美元。赫伯特·胡佛在哈丁和柯立芝屬下任商業部長時，以及後來他自己出任總統時，都鼓勵高關稅率和向外國大規模貸款。要是諸如德國、英國或秘魯那樣的國家發生經濟崩潰，從而無法償還這些貸款，那眞不曉得怎樣了。二十年代初期，無數美元以向政府或向商業企業貸款的形式，源源流往國外。

不論怎樣，這些錢的一部分流回美國去了，與其說是購買美國的輸出品，不如說是外國銀行家投資股票市場。在紐約，銀行向經紀人貸款賺得百分之十二的錢，而這種極高的利率則鼓勵了全世界的銀行家把錢注入同一個合算的市場。表明銀行向經紀人貸款的迅速發展程度的事實是，在一九二三年，雖然這類貸款總數為十五億美元，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言類貸款總數就已經上升至六十億美元了! 這意味著，在一九二九年，銀行掌握著的股票保証金，相當於一九二三年的將近六倍，這是相對於投資的投機增長的一個很好索引。

一九二九年夏天，正當股票市場繼續使人快活地盤旋上升時，某些危險的跡象出現了。經常作為總體商業氣候晴雨計的建築工業，在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間下降了十億美元以上。在一九二九年七月達到一個高峯的工業生產，到了八月就開始下降。就業情況也是這樣。商業存貨（即儲備存貨和沒有賣出的貨品）從一九二八年的五億美元，增加至一九二九年的十八億美元以上。消費購買力指數，從一九二七 – 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七點四，下降至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一點五。聯邦儲備局注意到這些趨勢，並且受了極少數人對繁榮發出的警報之影響，發出勸告全國銀行不應貸款用於投機目的。這項警告受到忽視之後，聯邦儲備局乃於一九二九年八月把向私人銀行貸款的貼現率提高至百分之六。

在這些統計數字後面，存在著甚至更加深刻的美國經濟失調的情況。隨著大規模生產技術和新機器的推廣使用，二十年代美國產業工人生產量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但是，工人掙得的工資只增加百分之七。由於這種結果產生的儲款，並未轉移到公眾中去。根據正統派經濟理論，生產效率的增加，各家公司進行市場競爭，應當導致物價的下降。但是，各家公司並未競爭市場，它們已發展得如此龐大，它們間接（通過錯綜複雜的控股公司）和直接的相依關係已經糾纏地如此錯綜複雜，因此它們把物價「固定」下來。根據謝爾曼反托拉斯法中的條款，這是非法的，但是柯立芝和胡佛都把這個法律看做是工業發展的障碍，因而拒絕加以實施。於是，當工人的（生產）效率增加，以及工業產能的騰升，各家公司的直接利潤乃大大增加，而這些利潤却是更多地被用於投機於股票市場。由於新獲利潤不足以通過增加工資或大幅降低物價而轉移到工人手中，因此，工業乃收縮其市場。這時，產品賣出了多少，其重要性似乎越來越小 — 錢並不是靠生產和工作賺來，而是通過股票投機獲得。

一九二九年九月間，在價格上，股票市場遭受了幾次輕微震蕩。這些波動很快就平靜下來了，因之，經紀人滿懷信心地等待股票價格的新一輪的增長。但是，十月郤迎來了更加猛烈的波動，接著，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後來就以「黑色星期四」之名為世人所知），股票市場投機就因可怕的破產而沒落了。突然之間，似乎無任何人對股票價格的升漲再有信心了，人人都要把股票馬上賣出去，股票價格陡然猛然下降，那一天，將近成交了一千三百萬股 — 以越來越低的價格成交（其中有些無法找到買主）。當經紀人在價格逐步下降以前狂亂地趕去抛出其手中的股票時，紐約證券交易所內是一片狂暴爭奪拼命喊叫推擠的世紀末日景象。非常確切的個人恐慌不僅侵襲籠罩交易所內，也支配著交易所外開始集聚的人羣，羣眾發現華爾街一座高聳建築物頂部有一個人影，推想是一名準備跳樓的經紀人，於是召警。交易所內場面失控一片歇斯底里，因此職員們關閉廻廊趕走了參觀者（其中一位是温斯頓·丘吉爾）。

但是在參觀者被引導走出交易所時，所內市場正在平靜下來。中午時分消息傳來，說J·P·摩根公司在華爾街二十三號的事務物所中，銀行家和財政家正在進行一個重要會議，參加者有代表萬國寶通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保證信託公司的威廉·C·波特，大通銀行的艾伯特·H·威金，銀行家信託公司的西沃德·普羅澤，以及摩根的一位合作者托馬斯·W·拉蒙特。由這些人的身份判定，他們正試圖組織起來支撐市場。他們集中財力（每人四千萬美元之巨），準備以合理的價格購進股票，以為這樣一來就會剎煞住抛售潮。這些財金魔術師極有信心地大量購進股票，認定必能把恐慌抛售潮煞住。他們的假定無誤，當開會的消息傳到交易所時，價格立即穩定下來。接著，理查德惠特尼出現了，從股票經紀人羣中走過，出價每股二零五購進鋼鐵股票，當時鋼鐵股票報價一九三。恐懼登時消失，價格開始上升了 — 但是只是在交易所之內。

但是，可惜並不是全部抛售行為都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內進行，許多抛售行為都是遵照憂慮不安的委託人之囑而進行的，這些委託人在全國各地注視著股票行市的指示器，並且由於交易量太大，股票行市指示器落後於交易所內當時交易價格及實況長達一兩小時。抛售命令繼續從舊金山、阿布克基、邁阿密、芝加哥等地源源而至。即使這樣，但在那天結束儘管股票已摔了可怕一跤，情況看來還好。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價格依然頗為穩定。

周末，實業家競相發表安定人心的市塲情況談話，波士頓一家投資托拉斯在「華爾街日報」上刋出一則大廣告，它大聲通告：「人人沈著 — 鎭定的思索流行了。留心美國最大銀行家所說的話 — 。」但是，在交易所星期日關門歇業期間，全美國的投資人都有時間考慮他們的前景，他們思考的結果是悲觀的。星期一市場重開時，雖則成交較少，但價格跌得甚至比星期四更重。儘管銀行家再一次在摩根公司事務所內聚集，但這一天却挽回不了股價的暴跌。的確，銀行家分明不願再一次搶救市場了。（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這一天，證明是紐約證券交易所一百二十年歷中最惡劣的一天，有一千六百多萬股股票轉手；各地股票行市指示器報告所顯示價格，落後於交易所內直綫下降的當時股票價格長達兩小時，許多股票於兩小時內已經喪失了一半以上的價值。與此同時，消息迅速傳開，說是銀行家決定不再徒勞無益地去出力穩定市場了，他們正在拼命抛出自己手中的股票，一心要在完全滅頂以前脫身。

投機利市以押借來的錢為基礎，就像一座顛倒過來的金字塔一樣。這時，它也像一座倒轉過來的金字塔一樣塌坍下去，股票經人沈重負債，因為他們代客購進股票時顧客僅付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股票票面價值，所餘部分由經紀人向銀行貸款支付，所以經紀人此時狂亂地向全國各地無數的投資客寄發保證金催付信。由於股票價值崩跌至如此不可思議的程度，即便是賣出去也會使經紀人破產，於是經紀人要求顧客付交更多的錢，或是不顧一切地賣出。但是，極多顧客已經沒有現金，顧客必須賣掉股票。這樣就使得股價進一步下跌，不僅個人散戶無財力保有其股票，即使是投資托拉斯也破產了，就像大規模的没資托拉斯戈德曼·薩克斯公司，在兩天之內就眼見其股票從近一百點下跌至三點。所有投資股票市場的公司和銀行，都蒙受了重大損失，此外，當借款給經紀人的銀行交求還錢時，一大串的經紀人就不得不違約拖欠了，恰與股票價格曾經地盤旋下降 — 以更快的速度下降。

主要財政家、金融家和實業家所發表的公開聲明，對於決心離開市塲的投資者，此時再也不起任何作用了。例如，約翰·D·洛克菲勒被說服宣稱：「我兒子與我認為我國的基本情況是正常的，因此這些天來一直在購買資金充實的公司的共共股票。」喜劇作家埃廸·坎托評論道：「當然啦! 難道還有別人有錢留下來嗎? 」在各個城市的金融區，人們的神經是如此地脆弱，因此（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那天，當一個小孩在芝加哥拉·薩爾街燃於了幾枚爆竹，謠言就迅速傳開，說是在股市蒙受了重大損失的匪徒正在街上放槍，警車趕到現場時，找到的是一名十分驚慌的小孩。

那個星期四（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紐約證券交易所關閉，直至星期五都未重開，為的是給股票經紀人及其苦惱的辦事員以機會，以便趕上報告這塲大災難的大量文件工作，此外，也指望交易所的關閉可以提供全國平靜下來的機會。但是，起了相反的作用，在隨後的一星期中，股票價格跌得更低。正是在這些傷心的日子裏，關於股票經紀人和銀行家跳樓以及自殺浪潮席捲投機者的謠言越傳越盛，實際上，言並不確實。儘管有美國民間故事傳說華爾街上的行人要快步急跑以避開跳樓的金融家，事實上並未發生這樣的自殺潮。到了十一月中旬，股市平均損失了百分之四十的價值 — 起碼在統計數字上損失了二百六十億美元 — 。在隨後的數月和幾年之中，市塲甚至更加頹喪。

股票市塲的崩潰，對於整體美國產生了連鎖反應。正如人們所見，這個國家的大部分購買力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正是這些人的銀行存款給清除了，消費花費突然顯著下降，特別是在奢侈品領域。由於工業資方對於生產量的增加，並未以提高工資的方式與勞工分享利潤，因之蓄積不起大規模的購買力來使商品流通，這樣一來，百貨商店及其他行業就拖延或是完全停止其進貨，因而，工業不得不減產，而這就意味著裁員。由於實業家曾經極為成功又野蠻地鬥垮工會，因此工人沒有組織以保全其工作職位，而失業者是不能成為有效顧客的。更增加大災難深度的是，許多投機股票市塲的公司損失如此巨大，以致被迫宣告破產，從而造成更多僱員失業。曾向經紀人貸出大量款項並且有時直接投機股票市塲的銀行，此時著急了，擔心如果存款人擠兌，它們是無法籌足現金還款的，至於貸給外給外國政府和企業的鉅款，此時也處於極端危險之境，由於外國金融家自身在紐約股市進行投機，由於外國資本已進行了投機，因此能否向美國償還借款，這時就大有問題了。

這就要看赫伯特胡佛的企業政府了。這位總統曾經宣稱：「今天我們在美國，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空前接近於最後戰勝貧窮。」如此等等。這時，他又在講樂觀的大話了。